问：请问你为何愿意接受采访，说出自己的孕育经历？
受访者：我的孕育经历为追求二胎，以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经验与教训，能对后来者，特别是年轻的人，三胎政策的主力军们，有所帮助，让他们少走弯路。对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医疗方，能有所警醒，对后续三胎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借鉴与参考作用。
问：能先说说你的主要备孕经历吗？
受访者：我是从2015年１０月正式通过全面二胎政策后，就立马着手准备了。可以说是二胎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在当时，同龄人中响应极少，可以说，在看病准备的过程中，与我陪伴的女友们，都是年轻的妈妈，小的甚至不到30岁。
在孕育过程，我经历了二次胎停育（这些专业词汇是孕育过程的副产品-知识积累），其中一次通过清宫手术（稽留流产-没在一定时间内长出胎心胎芽），另一次是自然生化（难免流产）。
医疗方式方面：通过自然受孕二次，但因胎停而无果。还尝试过辅助生殖方式试管婴儿一次，结果是失败，没再继续。最后，考虑到年纪大，卵子质量问题，考虑过代孕方式，没有成行，最后决定放弃。可以说，国内能尝试的方式，中医调养，西医辅助等，都努力尝试过了。
问：如果与同龄人相比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受访者：比同龄人好。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夫们才没有拒绝我治疗需求。不止一个大夫，与我说过，我的有些身体指标，比年轻人都强。
有人可能会说，大夫们想留住患者才不会拒绝。我找的医生，一般都是专家，他们患者无数，挂号很难，或较贵，甚至有的不找黄牛都挂不上号，他们的医德、名气及收入情况，不缺我一个患者。
我同龄的几位朋友，就是40岁左右就没有月经了。这个指标是女性健康与生殖能力的重要指标。有相关研究指出，天津地区女性的自然绝经平均年龄为49.7岁，河南省女性的自然绝经平均年龄为49.18岁。我感觉这一代女性的绝经年龄平均比上一代要提前至少5年以上。
问：你在备孕前，都作了哪些工作？
受访者：在备孕前，我先领过二胎生育证（后来取消了）。再就是先作中医调养。找了一位知名的老中医，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调养。再到妇幼保健站作了孕前体检。
问：你认为孕前检查有用吗？
受访者：现在来看，孕前体检是重要的前置环节。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的重要举措。
现在再看以前的孕前体检报告，发现检查内容较少，而后期出现问题的原因，未纳入孕前体检范围，或仅提示风险（仅嘱定期产检，孕产期严密保健和监护等用语），未能检查出后面的可能胎停育的风险因素等。孕前体检仅包括日常体检内容，关于优生方面的仅有共弓形虫、巨大细胞病毒抗体，没有包括甲状腺检查项目等其他必要项目。而此项目在孕后才检查。最后，我在经历了第一次胎停后，找其他大夫看时，大夫才发现甲减是胎停原因之一，在之后连续服用了至少二年治疗甲状腺药物后，相关指标才达到正常水平。
而且此体检报告被后续流程中引用的较少，利用率较低，即使有风险问题，也没有提供受检者的具体的治疗建议。受检者要求有较高的专业判断能力，并主动为体检报告的问题进一步查找后续相关医学治疗。
问：你为什么要同时选择中医和西医？
受访者：中西医方法各有特色，有些症状用西医方式更快更省事，有些则适用于中医调理。部分中西医生并不互认。如在试管婴儿流程中，西医仅检查你的各项指标是否达到要求，如无器质性问题等，则直接进入促排、取卵等相关流程，能用到的调理手段有限，最多推荐服用DHEA等类似补充产品，或患者自行寻找市面其他补充营养品之类。而中医生可通过服用一定时期的中药、泡脚、针灸等方式来提高卵巢功能并降低其流产率。中医药学不孕不育的治疗历史悠久，中药同时减少临床促性腺激素的用药量，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以及降低原有技术的副作用。
问：你选择了多家医院及医生，你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二胎，年龄已为高龄了，所剩下可用于孕育的时间不多，所以更为重视，倾向于选择更优质的医疗资源，节约时间。
因为非常顺利生育第一胎，而在此过程中，没有料到会发生胎停育等问题，所以针对相关问题，去找寻在此方面专长的专家。这些专家一般是朋友或认识的患者推荐的，她们自身的治疗是由此医生改善的。还有查看网络如论坛的相关评价信息。现在有各类网上医疗APP，可以直接看到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情况，信息会更透明，更有利于患者的选择。
问：你为什么在中医调理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受访者：因为我一直是中医的受益者。包括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更多地选择了中医治疗，如感冒发烧之类的日常疾病。而且北京的中医资源非常丰富。
在备孕过程，服用中药也让我体质有了好转，甚至有些生理性指标也出现明显好于年轻人。孕育成功的朋友，大部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中医调整的时间至少要几个月。再加上中间出现胎停后，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也需要用以中医方式为主来进行补给。
问：为什么只尝试了一次辅助生殖，听说一般都至少要二三次才有可能成功？
受访者：你说的对。当我第一次知道试管方式时，我到某生殖中心看到了很多年轻人，20-30岁左右的初孕者，这让我感到奇怪。我以为选择试管的，更多地是年纪较大的人。
试管方式成功概率不高，它解决的只是相遇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筛选胚胎质量的作用，但它不能解决后期孕期胎停等问题。
对于高龄者来说，每一次取卵数量有限，再加上植入概率，成功的概率更低。年轻人一次取卵数量多，可安排多次植入，相对来说更有效率些。
问：在就医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受访者：
1)从患者来说，要有较强的学习的能力。因为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去匹配适合的医疗资源。由于诊疗规范度差异，不仅不同的医院水平不一，就是同一医院的不同医生，对同一病人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患者不仅需要自己学习相关疾病知识，也需要学会评估对应的医院及医生水平，是否适合自己；在治疗过程中也需要及时判断医生的处理是否适合。这是个很有难度的事。虽然我们不能象当医生一样专业系统地学习，但可以通过查询、与其他患者沟通等方式，初步分析医生处置方案。
3）医患沟通：个别医生服务态度不好，疾病、用药解释告知不够等。医生态度不好，患者们只有忍受着，也没有投诉的地方。患者对参与疾病诊治过程中的要求与想法也逐渐增加，但存在医生态度不配合，不解释，甚至恶语伤人。
4）医护质量：包括对诊疗行为或结果存疑。比如对重要指标缺陷未及时发现采取应对措施，导致不良结果，浪费医院及患者的双方的时间与精力。多次看到个别医生没注意到患者的特殊情况而进行了错误的处理。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显示，公众对医生的信任度为78.4%。
另外，除了手术有病历外，其他事项的处置均无病历（不论手写的还是电子的），只有开列的处方或治疗单，对医疗质量控制造成不利影响。
问：能说说你为此花费了多少成本？包括费用，及其他无形的成本？
受访者：试管一次治疗周期大概要3-5万元，按一般3次疗程来计算，要将近10万元。我只作了一个疗程而且是自费的，所以按4万元估算吧。其他看病中医调整的估算大概得一起共十万元左右吧。这只能算是要实际支付的费用。
间接的成本就难以计算了，因为看病要请假，手术后也要休息请假。由于备孕，就不能从事压力较大的工作，丧失的机会成本难以估算。
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他们也因此要付出时间与精力甚至费用。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额来衡量的。
问：你为什么现在放弃了？
受访者：说起来，真是个笑话。主要就是医护质量差异导致的。
因第一胎剖宫产，有子宫疤痕。而这个剖宫产的决策，至今让我难以释怀。从意愿上，我是要坚持自然生产的，但主治医生及助产士没有尽力协助实现。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一刀下去，也结束了二胎、三胎的可能性。
二胎孕前体检报告中对子宫疤痕仅指出定期产检。在后续的治疗中，也如实相告了医生。但经历过二次胎停，一次试管后，看了好几家医院。直到近期，在另一家医院治疗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强烈坚持对子宫疤痕进行详尽检查，排除可预见的风险。这是我第一次作此检查。在查看了检查结果后，医生强烈建议中止备育。
而这几年来，看了好几个医院和好些个大夫，为何就没人要求作这项检查，他们也只是将其列为风险因素而已，并没有要求作进一步的细致检查。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第一次就看了这位最后的医生的话，就不会有前面那些波折故事了。
我查了下资料发现，原来我的初产是在高剖宫率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剖宫产率不应超过15%，我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年)中指出2018年全国剖宫产率为36.7%，有研究指出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伴随着经产妇生育比例的上升（从2012年的34.1%到2016年的46.7%），有既往剖宫产史的妇女的分娩量几乎翻了一番（从9.8％到17.7％）。而高龄产妇剖宫产率可能高达40%甚至50%。
《2012至2016年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与剖宫产率及出生结局的趋势分析》
最后的选择就只有代YUN了，而代YUN目前在国内不合法，流程更为复杂，可控度低，风险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代YUN费用至少40万元以上。对于已有一孩的人来说，不是太合适的选择。
问：你想对未来的妈妈们，甚至三胎政策提点什么建议吗？
受访者：在求医过程中，看到了好些年轻的在为初孕奋斗的妈妈们，她们很努力地争取生育。有些人会顺利些，有些人可能波折会多些。除了好的医疗资源外，妈妈们本身也是需要提前规划，学习相关知识。
而年龄影响生育,高龄女性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也较低。女方最好的年龄是25～28岁,超过30岁,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35～40岁下降比较明显,40岁以后生育力下降极其明显,40～45岁的生育率就剩10%～20%。
特别是现代女性因为学习时间长，结婚晚，而较大的生活压力等因素导致绝经期提前，从而可生育时间呈现减少趋势。提前规划生育事项，学习相关孕育的知识，学会与医生沟通，学会找寻匹配的医疗资源，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设定适当的生育目标。
关于三胎政策建议，需要解决”能不能“与“想不想“的问题。
落实三胎政策的“能不能“的问题。我认为重要之一是尽快有效提高生殖医疗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策略，其中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保健分别为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可有效降低妊娠并发症及新生儿死亡率，是保证母婴健康的重要措施。各级预防措施要建立有效地考核机制。
是否考虑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范围。据了解，日本、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国都将辅助生殖技术作为一种福利向全民提供，以提高本国的生育率。如德国就在2004年将辅助生育技术中的试管婴儿和单一精子显微注射列入患者和医保共同支付范畴，其中患者支付额度约为1500～2000欧元。近期看到有网友也提出此建议。
还有包括单身女性冻卵合法性及代孕的合法性等前沿问题。
落实三胎政策的“想不想“的问题。我建议加强前移普及生殖健康的教育。三胎要面向更年轻的人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将“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纳入其中，这对于顺利开展不同阶段的生殖健康教育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建立健康的婚育观念，要从小作起。
而依据《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家庭性教育及学校性教育现状让人堪忧，目前，恐婚、恐生成为流行词语。
其中关于家庭性教育方面，父母能够解答有关“性”的问题：
绝大多数大学生没有和父母沟通过关于性的困惑。母亲跟孩子的性话题交流更多一些，但整体比例仍然很低。
关于学校性教育：有23.50%的大学生不确定有无学校性教育，其他同学们对学校性教育的评价是：
同学们对性教育的整体评价不高，仅约1/3的大学生认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学校性教育任重道远。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少年性成熟提前,性观念趋于开放,非婚性行为呈增长趋势,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强烈,而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服务却显不足,政策法规措施配套不够,造成不安全性行为、未婚妊娠、艾滋病及性病的问题趋于严重,进而衍生社会问题，对未来人口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促进性与生殖健康方面,青少年是极为重要的目标人群,关系到国家未来。
结语
第七次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低于的低生育率陷阱“红线”1.5，更是远低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20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8左右的预估。
所以无论如何，三胎政策乃国民所需，让一部分人先生起来。
